认为浪漫派诗人是过度的和自我沉溺的唯美主义者，是一个错误。对他们来说，审美态度的价值总是形而上学的，并且总是同整个人类处境相关联的。
从华兹华斯的恬静到直告“暗杀者纪元”降临的兰波的狂暴，似乎是很长的一段。然而他们的承继关系却是直接的；只要有些情况发生变化或变得更加严重，就会产生出后期浪漫派，以取代早期浪漫派。人类其他都分同大自然的联系可能被切割了，但是华兹华斯，如我们所见，依旧确信至少他自己有段超然力量因而能够接触到自然。实际上他确实曾经有过那种超然力量，虽然这种占有可能只是稍纵即逝的，可是华兹华斯太过自负，他从来不曾看到自己在什么时候失去过它。因此，他从来也不曾分享过他的浪漫派同道的绝望。可是，一且诗人失去了超然力量，或者失去了他以为他本人从来不曾失去过它的那样一种确信，就会发现他本人也分有人类其他部分的孤独无望的被遗弃的命运。他的绝望最后也只得变成拼命，并把它本身同一种狂暴的权力意志结合起来，所谓权力意志，就是一种如有必要便以最极端的方式夺回失去的存在领域，现代人就是从这里被逐出来的；于是，我们就有了兰波这个人物。兰波始终忠实于他的见解：结果他放弃了诗歌，离开了欧洲（他认为这是注定要衰败的文明），跑到阿比西尼亚摆弄枪杆去了。他认为诗是对一种未知真理的启示，他对诗的这种要求显然太过于苛刻了。到最后他竟厌恶地把写诗说成是“我的一件蠢事”。至少它已变得同他的最终筹划即锻造自我毫不相干了。对于一个试图超越人性的人来说，单有诗是不够的：它将只会导致文人们宗派主义的口角或教授们枯燥无味的训诂，而诗人也会再度落入一种平庸机械文明的罗网。兰波像一枚火箭，突然在法国诗坛上空炸开，然后又为弹道的巨大力量推送到它的外层空间”。但是，在这辉煌的飞行过程中，他却把浪漫主义所有潜在的问题统统推到了前台。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