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呐喊》时期，鲁迅的“呐喊”对象就并非当时他认为是肩负未来的新生力量的青年，而是年岁到和他差不多的大人。他并非呼吁青年和自己一道打倒旧中国，而是抱着老一代有责任扫除青年们成长道路上妨害他们自由发展的阻碍这样一种被催通的义务感，向老一代发出呼吁这种姿态，对鲁迅来说是一贯的。它和有名的《写在〈坟〉后面》里所写的对自己身上背负的古老灵魂的认识一一自己归根结底不过是旧和新中间的链子上的一环，用途至多是因为从旧垒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跟着起来的总得更有新气象——是相联系的，看到不久之后阶级对立的激化和新兴阶级勃兴的可能性，鲁迅想到自己究属于将被变革的社会一方，预想包含自己在内的旧的文学灭亡之后，将产生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平民文学”。关于这个问题我已有文章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总之，鲁迅凝视着自己在内的既成文学者站立在人民立场的可能性几乎无望这一困难，从而批判提倡“为革命的文学”过于浅薄。更确切地说，他是从始终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坚持尖锐地批判专制君主制的托尔斯泰，以及因革命不得不自杀的俄罗斯同伴作家们的生存状态，看到文学者是如何发挥主体性与革命相结合的。换言之，鲁迅没有忽视的是，认同了将到来的革命的必然性之后，比起不管三七ニ十ー急驰人麾下，认定自己的位置和力量，以其时想到的最有效方法来尽自己所能，才是与革命更具主体性也更有效的具有可能性的结合方式。鲁迅自身，如果分类的话，可以说在本质上是属于后者的。因此从这个立场来看，有岛武郎的《宣言一篇》当然会引起鲁迅相当强的同感，并且得到他很高的评价。
《鲁迅和〈宣言一篇〉》，（日）丸山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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